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12月1日舉行的第五屆北京民建非公經濟法制研討會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副組長、北京市民建法制委員會主任黃勇對此的理解是，“我國經濟轉型成功的關鍵是進一步實現經濟市場化、市場競爭化，不僅要放松管制，更在于放松管制之后新的政策重心選擇。長期而言，通過產業政策直接干預經濟的作法應逐步弱化，而將競爭政策作為市場經濟領域的基本經濟政策。”

黃勇告訴記者，“在政府文件和報紙雜志中，我們經常看到一個熟悉的詞匯——產業政策，不同于財政、貨幣、金融、貿易等世界各國共同的基礎性經濟政策，這是我們作為轉型國家與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在主導性經濟政策上的最大差異。”黃勇認為，在發展初期我國以速度和趕超為首要目標，可以通過產業政策的調整達到一定的經濟發展目標，隨著經濟發展從趕超階段進入常態運行，產業政策的許多弊端也愈發顯現。“產業政策往往是短期的或者有時間限度的，且政府主導，行政手段居多;而競爭手段則是長效機制，它是市場化的，按市場規律辦事，兩者有顯著和實質性的區別。”黃勇并不諱言，“光伏產業是最典型的例子。為什么我們某個產業政策一出，企業家們都像打了雞血一樣爭著上項目，因為有政府補貼，有銀行貸款，有各種政策性支持。如果一個企業家投身某個新興行業，大部分的精力不是研究市場而是向政府要錢，這個行業遲早都會出問題。”

黃勇表示，“政府的主導性作用絕不應是為特定經營者群體提供特供產品，而是提供以市場競爭機制為核心的優良的市場環境這一公共產品。”讓黃勇高興的是，最近他在參加中歐競爭政策對話時發現，關注層面從具體執行轉向政策設計，“今年國家發改委提出的題目討論議題有兩個，一是國家援助制度，二是普遍經濟利益的經濟補償服務問題，這意味著競爭政策要成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目標和依據，政府制定其他政策必須考慮是否符合競爭政策，必須考慮是否有利于形成和維護競爭機制，這就是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目前，競爭政策在整個官方的經濟政策工具組合中處境邊緣，政府在管理經濟的過程中，仍然習慣推出被視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的產業政策，但黃勇卻滿懷信心，“市場的力量誰也無法阻擋，隨著人們對市場認識程度的深化，競爭政策對于保障和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政府下一步工作的重點，政府應當將競爭政策提升為我國基礎性經濟政策，才能培育出一個良好的國內競爭環境，使好企業從競爭中脫穎而出，擁有強大的競爭力參與激烈的國際競爭。”

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對此，黃勇的看法是，“1979年我國就提出要建立統一市場，說到現在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我認為思路應該有所調整。”黃勇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我國通過文件打破地區封鎖的效果并不明顯，實際上，《反壟斷法》對于規制行政壟斷、地區封鎖有細化具體且系統的規定，可以為瓦解地區封鎖提供有力武器和法治保障，中央政府應該將《反壟斷法》納入其整治地區封鎖的綜合措施之中，彰顯其效力，助力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全國大市場的建設完善。

黃勇解釋，行政壟斷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超越了其合法權限的行為，突出表現為地方政府實施的地區封鎖行為，在經濟性壟斷的基礎上進一步扭曲和排除了競爭，導致優不能勝、劣不能汰，社會資源得不到合理優化配置。“《反壟斷法》作為競爭政策最重要的法律工具，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做出了禁止性規定，對于行政壟斷的專章規定，是中國反壟斷法不同于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顯著特點之一。《反壟斷法》授予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調查、認定違法、公開曝光，甚至建議上級監督機關處分相關政府責任人。”黃勇反問，“為什么不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尋求問題的解決途徑呢?立法的這一特殊安排顯示了行政壟斷問題在中國的特殊性與重要性，通過一個個案件的具體辦理可以不斷推動社會的認知和進步。”

黃勇最后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競爭政策提出了新期待，深化我國市場化程度，優化非公經濟企業成長環境，應當加強現有反壟斷執法機構的綜合實力、執法專業化水平和人員配備，協調好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的關系，并適時將三家反壟斷執法機構合并為一個統一的、相對獨立的、專業化的權威執法機構，最終通過保障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推動資源優化配置和市場主體的不斷創新，為整個社會和消費者的福祉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