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也存在一個“能源轉型陷阱”：經濟增長越是依賴于本土的廉價的煤炭資源，延期支付的外部成本就越高；當外部成本積累越高，就越離不開高污染的廉價能源，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最終必然導致環境的崩潰。環境的崩潰不僅使經濟崩潰，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崩潰。不主動的能源革命，將會導致被動的能源革命。

今年6月BP發布了世界能源統計年鑒，關于煤炭使用量和碳排放之間的關系用統計數據表達得極為簡單明了：碳排放量與煤炭使用量成正比。

BP的統計數據表明2013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費僅增長了1.8%，遠低于過去10年2.6%的平均增速。化石能源中，石油消費增幅持續了連續13年下降的趨勢，增幅僅為0.9%。而天然氣消費增長了2.2%，盡管低于2.7%的歷史平均水平，仍延續了持續的增長勢頭。就總量而言，美國的消費量增幅最大，中國、日本隨后分別居增幅的第二、第三位。經合組織國家天然氣消費增幅自2000年以來首次超過了非經合組織國家。

煤炭消費仍是增速最快的化石燃料，雖然遠低于4.4%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仍有2.5%的增幅。全球煤炭消費的凈增量仍全部來自中國，增幅高達6.1%，中國的煤炭消費量首次超過全球消費總量的一半。美國頁巖氣革命使得天然氣在價格上具備了挑戰煤炭的可能，去年美國煤炭消費量下降了11.9%。總體而言，除中國以外區域的煤炭消費增量都在減緩。

關于碳排放，BP統計報告指出：“2012年，全球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估計增加了1.9%（7.23億噸二氧化碳），略高于一次能源消費的增速。”2012年碳排量的最大增長毫無疑問來自中國（5.48億噸，6%）和印度（1.22億噸，6.9%）；日本因為需要應對核能缺口而做出能源結構調整，因此排放量出現大幅增長（0.92億噸，6.7%）。2012年，美國在所有的部門都增加了天然氣的使用，從而實現了減排1.6億噸，而歐盟則減少了氣電而增加了煤電，結果是增排了0.21億噸。

中國、印度、日本三個國家增加碳排放的數據加起來是7.62億噸，再加上歐盟就是7.83億噸，再減去美國的1.6億噸，等于6.23億噸，也就是說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排放總和正好是1億噸。

根據BP的統計，2012年中國消費了18.73億噸（油當量）的煤炭（36.2億噸標準煤）占全球37.3億噸（油當量）的一半，其中一半以上的煤炭用于發電。有報道稱，僅神華公司一家就提供了全國能源消費的12%，這一比例相當于所有國內石油天然氣產量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從這個意義上講，煤炭工業實實在在是能源行業的老大。

煤電廠單位發電量的碳排放大致是現在天然氣發電廠的兩倍，美國實現大幅度減排的主要原因是氣電對煤電的替代，得益于頁巖氣革命大幅推低了天然氣的價格。而多余的煤炭產能進而拉低了煤炭的出口價格，促進了美國煤炭向歐洲和亞洲的出口。而亞洲和歐洲的高氣價反而促進了增加煤炭的消費。

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價格永遠是最重要而且最敏感的因素。一般而言，不論是發電還是化工產業，以氣代煤的減排效果最為顯著，而價格在替代的過程中有著強烈的催化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價格催化能輕易地跨越國界。在中國，能源供給安全不僅僅有價格和“買得起”的考量，更有諸如“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等非經濟因素的考量。我們必須明白，開放環境下與封閉環境下的能源戰略是完全不同的。

煤炭是高碳能源，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不論何種應用減少碳排放始終是個最大的挑戰，傳統煤化工沒有解決，現代煤化工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而能源向低碳轉型是不可逆轉的潮流，從大趨勢上講任何高碳的解決方案至多只能是個過渡的選擇，或是技術的或是價格的原因出現的暫時逆轉，改變不了低碳發展的大方向。

中國沒有像美國那樣“煤改氣”的條件，也沒有歐洲能源增量主要靠可再生能源的技術與社會基礎。目前的態勢是，不但煤電下不來，現代煤化工還要大干快上，用業內一位要員的話來講，“這兩年國內煤化工項目隱隱有一哄而上的趨勢”。據2011年的統計，國內已經完成、正在實施和規劃的大型氣改煤項目達15個，總投資額達340億元。僅從經濟上看，如果把二氧化碳排放處理或“碳稅”納入內部成本計算，將沒有任何一個現代煤化工項目是“有競爭力”的。

在經濟增長、資源約束和減排低碳的多重壓力之下，中國的能源轉型似乎是一個不可完成的使命，這里可能不存在一個靠自發增長解決問題的時間與空間。如果說國家發展存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話，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也存在一個“能源轉型陷阱”：經濟增長越是依賴于本土的廉價的煤炭資源，延期支付的外部成本就越高；當外部成本積累越高，就越離不開高污染的廉價能源，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最終必然導致環境的崩潰。環境的崩潰不僅使經濟崩潰，其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崩潰。不主動的能源革命，將會導致被動的能源革命。

能源革命從來都是重大社會變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撒切爾夫人當總理時力排眾議啟動了關閉英國50家最大煤礦的行動，加速了英國的能源轉型，英國成為歐洲能源轉型的先行者。直到30多年后她去世，仍然有不少失業的煤礦工人家庭恨她，但歷史地看，她加速了英國的能源轉型，提高了國家運行的效率。能源行業本身不能自拔頭發離開地面，只有政治家的智慧、勇氣和擔當才能組織和領導中國必須的能源革命。（作者系中國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