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在離自己過35歲生日還有一個月的時間，鐘鏞結婚了。

至今，他還記得爸爸常常和他說的一句話：你遲早要接我的班的。但偏偏，在家人看來一向聽話的鐘鏞“造反”了，不但沒有從父親手中接過改變一家人生活境遇的煤炭生意，而是另起爐灶做起了IT和傳媒業。

也許是因為喝了一些酒的緣故，面對記者的采訪，一向十分低調的鐘鏞用“豁出去了”形容自己的心情。事實上，在他身上，有著兩個人們所熟悉并常用的“標簽”：“煤老板”、“富二代”。

對于“富二代”這個稱號，他并沒有十分排斥，“也許我的家庭條件是比一般人好了一點，但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選擇，其實，我身上的壓力，比普通人更多。”

新一代企業家都急于扔掉“富二代”的帽子。

三岔路口的選擇

2003年，鐘鏞大學畢業了，擺在他面前的有三條路：出國、考研、接手家族企業。

相對于班里的其他同學，鐘鏞十分幸運，至少他不用為工作發愁。“但那三種選擇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想要的是脫離父母、證明自己。”

鐘鏞就讀的大學十分有名，但他所學的專業卻是學校里最不起眼的。但從他上大學的第一天起，爸爸就安慰他說，讀什么專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開闊一下眼界，畢業后回老家繼承家業。

對于父親的提議，鐘鏞絲毫沒有一點動心。自他上初中開始，父親就做起了煤炭生意。家里的條件越來越好，但他的世界里似乎只有煤——一連半個月見不到父親，可見到后，父母談論最多的還是煤炭；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他家是做煤炭生意的。“那樣的感覺很不好，至少我很不喜歡。”

鐘鏞形容自己“是個完美主義者加理想主義者”。眼看大學就要畢業了，別的同學都紛紛外出找工作，他卻把自己關在宿舍里，睜著眼睛看天花板。“我要什么？我應該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這樣的問題，他想了整整一個星期。

最終，父母為他安排好的三條路他都沒有選擇，而是選擇一個人去北京發展。

這個世界太大了

帶著1000元的生活費，鐘鏞來到北京。“那個城市實在是太大了，因為分不清東南西北，每天都過得暈頭暈腦。”

沒幾天，生活費花完了，鐘鏞不但沒有發現適合自己的商機，就連一個合適的工作都沒有找到。這讓他覺得十分郁悶。有時候，他也會空虛與絕望，在空氣混濁的網吧里查找求職信息，但所有的努力似乎沒有任何的效果，工作對他來說成為一種奢望。

看著自己唯一的孩子在外面受苦，鐘鏞的父母十分心疼，不止一次打電話催他回家。在北京“漂”了一年后，他實在堅持不下去了，只好回到父母身邊。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鐘鏞回家并未進入家族企業，“這個真的不是我興趣所在”。他對創業更有興趣。

“我認為企業經營是學不來的，一定是自己創出來。”在家調整狀態的鐘鏞，有一天上網時，遇到了一位初中同學。同學聽說他學過與廣告傳媒有關的知識，一下子來了興趣，和他探討起有關一個產品的推廣問題。鐘鏞給了同學一個建議，同學當時就激動得差點飚出淚水。

幫助同學完成這個推廣項目的過程中，鐘鏞也發現了自己的特點和興趣所在。他決定大干一場。啟動資金需要幾十萬，但他知道父母不會支持，所以沒敢向他們要。想了很多辦法，他最終還是借到了啟動資金。
之所以選擇和家族事業八竿子打不著的廣告和IT行業，鐘鏞有自己的打算。父親所經營的產業，因為外界不了解情況，有很多誤解和不了解。“但我覺得，現在我所從事的廣告行業，可以對父親企業的公眾形象有所幫助。”

最近，鐘鏞加入了一個民間組織。在那里，他認識了很多和他年紀相仿的商業俊才。吸引他加入這個組織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那里不僅可以認識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夠接觸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前段時間，在其他成員的幫助下，他又注冊了自己的第三家公司，而且公司業務開展得十分紅火。他說：“里面的會員都是很努力的人，而且是很有責任心的一群人，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樣，我們聚在一起就是吃喝玩。”

山西大學法學院團委書記王彬說，目前，中國迎來了第一代企業家財富和權力交接的時刻。在這個時候，有太多生龍活虎的年輕人被父輩推上商業舞臺。“在不同時代，我相信通往成功有不同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