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東莞兩會提出，東莞要實現高水平崛起，繼續領跑廣東30年。而高水平崛起涵蓋產業、城市、文化、創新、人才、管理、生態等經濟社會發展諸多方面的系統工程。在接下來的五年里，東莞不僅要完善生態補償機制，還要加強生態控制線保護力度，推進生態村鎮建設，創建國家生態市。這意味著經濟要發展，環境還要更宜居。

在資源與環境、國際與國內競爭的多重壓力下，東莞的這種選擇實是有著不得不為之的無奈感。此前，我國“十一五”規劃就提出了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目標，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的呼聲就呼之欲出了；中共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高效利用資源是實現我國未來經濟平穩持續增長的源動力。大力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是東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是東莞實現高水平崛起、建設東莞為生態文明之城的不二選擇。

所謂“循環經濟”，美國經濟學家K.波爾丁早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通常指以資源綜合利用為基礎，循環經濟的核心是資源再利用，原則為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即所謂的3R法則。

在東莞的經濟實踐中，涉及循環經濟的部分工作已接軌國際，幾個國家級生態工業園就沿著循環經濟的思路進行設計、定位的。在這種產業模式的構建中，要注意其三個層次。

首先，是建立企業內部的資源循環系統。這個方面最負盛名的是杜邦化學。1989年，該公司科研人員把工廠當作試驗新的循環經濟理念的實驗室，創造性地把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原則發展成為與化學工業實際相結合的“3R制造法”，以達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環境保護目標將內部清潔生產和資源循環相結合。從而大幅度降低了空氣污染程度，也減少了廢料的產生。并且，該公司還從廢料中回收了一批化學物質，可以說，嘗到了循環經濟的甜頭，實現了經濟與社會效益的雙豐收。

其次，當然是構建生態工業園區，這一點，東莞松山湖堪為探索的典范。孤獨的經濟個體在小范圍內循環，終究是個小循環，其不足之處非常明顯。因為沒有一個企業能解決所有的生產廢物與產生的一些垃圾。而問題之解決往往依賴外援。但假如這個外援就來自同一個工業園區的話，光論其成本就要低廉得多。生態工業園區就是要在更大的范圍內實施循環經濟的法則，把不同的工廠聯結起來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織，使得這家工廠的廢氣、廢熱、廢水、廢物成為另一家工廠的原料和能源。世界典范首推丹麥卡倫堡。

第三，完善資源回收通道，建立資源回收產業。從某種程度上，中國的資源回收產業僅停留在阿婆收集廢水瓶與舊書報的程度上，這遠遠不夠，沒有形成分門別類的回收企業，無疑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只有在整個社會的范圍內形成“自然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經濟環路，才能有效降低廢棄率，節約有限資源。此方面的楷模是德國，它的雙軌制回收系統有全世界推廣的價值。德國的DSD提供了社會組織參與廢物回收的高效范式，它與生產企業的密切合作，對這些企業的包裝廢棄物進行回收和精細分類，然后送至相應的資源再利用廠家進行循環利用，能直接使用的包裝廢棄物則送返制造商。由于DSD的運作，德國廢棄物的回收利用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

DSD的存在，對東莞有著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東莞作為世界工廠，企業之多，非星羅棋布不足以形容。而調查東莞的資源回收企業，上規模上檔次的極少，懂得科學運作的幾乎沒有，更多的生產廢料往往作為垃圾填埋或者焚燒了之，造成了新的污染。

顯然，東莞應努力發展循環經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發展循環經濟應具備如下兩個條件，首先，要從制度方面進行創新，通過政策法規予以引導，刺激類似DSD類企業的誕生，我國2008年通過的《循環經濟促進法》即是這種努力，東莞本地的刺激政策尚在探索之中，但一定要注意，越早越好；其次，是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提供發展循環經濟的手段，制度創新為技術創新和循環經濟提供激勵機制、約束和規范標準，二者缺一不可。

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東莞要改善民生環境，整治水土污染，建設7個環保產業基地、4座垃圾處理場，其旨歸當然指向循環經濟。循環經濟是時代發展下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環境保護發展模式，于環保方面的具體表現為少量或零排放污染物，同時把實現清潔生產、生態設計、綜合合理利用資源和可持續消費等整合為一體的經濟活動。

回看東莞第十三次黨代會，重點投資以節能環保技術裝備為重點的新興產業，寄望東莞循環經濟的美好明天很明顯。